國之大事，在祀與戎」（《春秋•左傳》），妥善運用宗教的力量，實為為政者理國治民的要務。明清以降，我們或可透過豐富多元的史料，耙梳相關的線索，深入檢討國家祀典從中央到地方的建置與佈局。唯有掌握帝制中國的官方祀典所規劃的禮教體系，我們才能進一步探究國家正教與民間信仰間的交會互動、涵納挪用與可能衝突。
德國社會學家韋伯（Max Weber; 1864-1920）在《儒教與道教》的首章「城市、諸侯與神祇」裡，便開宗明義地將中國與日本相比，指出中國很早就發展出牆垣砌圍的城市，而且只在城市裡有列入官方祀典的地方守護神。韋伯的研判可能不全然符合歷史實情，但隨著郡縣制度在明清中國的發展日趨成熟，砌城鑿池與設壇立廟確實同步開展，城的歷史與神的歷史可說孿生同體。郡縣城市作為中央與地方互動的樞紐，無疑是中央政治權威的伸展到民間社會的末稍神經。從封建的侯國到帝制的郡縣，政事與祭祀一直是地方政府的首要工作：「邑令之政不過事神、治民而已」。且「治民」與「事神」兩者並非陰陽相隔各立，實則相輔相成：「蓋事神為治民之本，而治民又為盡忠之本也。」因此在一般郡縣地方志的城池圖裡，除了官衙公署之外，最重要的建築物，便是崇祀各類神祇的壇廟。攤開任何一本明清府縣方志的城市圖，儼然是一幅官方祀典的萬神殿。圖上多未詳列散布各地的民間寺觀，但必會標示出官方祀典中的壇廟。包括位在圍城四方，各有特定祭祀功能的壇壝，這些壇壝猶如城市的定盤星，構成地方國家祀典的基礎架構。本課程即擬針對從中央到地方的官方祀典進行考察，並檢視國家祀典是否、又如何與民間生活產生關連。在明清發展的過程中，官方祀典如何對民間信仰加以收編，而民間信仰又如何援引或滲入官方祀典。